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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沪上华兴坊、海伦路、太安里居址行迹考
文章作者:平湖市李叔同纪念馆 王维军
 

 
  
华兴坊一弄底

  刚梳理清晰李叔同南林里旧居所在,又获上海书画出版社资深编辑、黄宾虹研究学者王中秀先生向笔者提供的一些新线索。王中秀自编著出版《黄宾虹年谱》后,在资料挖掘研究过程中,又有颇多新的发现和收获,于是又着手编撰《增订黄宾虹年谱》。据其言,从黄宾虹手稿中发现了一些新的李叔同史料,其中有李叔同介绍黄宾虹见陈師曾之子所写的便条;有黄宾虹致李尹桑的函,信中提到了黄宾虹去杭州,言及当时在浙一师任教职的李叔同集合同志研究金石篆刻等事,如“杭州师范学堂学生能篆刻者有五十余人,以李子息霜为之提倡”;王中秀先生还告知笔者,黄宾虹1912年成立“贞社”后曾自订“贞社题名”册,将相关人员的联系住址一一记录在案,后来黄宾虹将此贞社社友题名册赠予了他的学生黄居素,黄居素又将其传至女婿香港著名收藏家钱学文,而在此题名册上就有李叔同的住址记录信息。先生知笔者近年来一直奔走于上海的里弄街坊就李叔同沪上旧居作调研挖掘,便将此信息电传给笔者分享。从王老提供的资料来看,名册封面是黄宾虹楷书自题“贞社题名”四字,右下钤“愿作贞松千岁古”长方阴文篆字樱第一页上写明起始记录时间是“阳历六月二十六日”,也就是1912年6月26日贞社第一次雅集的时间,首页罗列“姓氏”“住址”“收藏品”三栏,分别记录着“程云岑、宣古愚、毛子坚、江晓楼、冯超然、费剑石、陈绥伯、汪乐川、管坪孙、庞芝阁、邹适庐、黄少牧、王怒安、潘老兰”等14人的信息(图1),从题名册所记前后八十多位姓名住址之明显不同的字迹来看,此名册应非一次写就,而是数次累加补充而成,应有一定的时间跨度,至于具体终于何时,因不见有叙,故无法确定。李叔同的信息出现在该题名册的倒数第15位,所录住址为:“华兴坊一弄底海盐张寓 李叔同”。因名册第一页费剑石一条中只录其名,而未署明其住址,故黄宾虹在此页的李叔同旁又重新加注了一条“杭州甲种工业学校 费剑石”(图2)。
  从李叔同和费剑石这两条紧挨着的名录字迹可以看出,黄宾虹记录李、费两人的时间应在同一时,而从费剑石信息中所记录的“杭州甲种工业学校”,我们可以推断出此记录的相关时间。杭州甲种工业学校的前身是浙江官立中等工业学堂。清宣统二年(1910)十一月,刚从日本东京藏前大学学习染织回国不久的德清人许炳坤筹办浙江中等工业学堂,面向社会广招青年学子,校址设在杭州报国寺久已停办的铜元局。1911年学校正式开学,许炳坤出任校长,学校开设机械、染织二科,附设艺徒班,是杭州有史以来第一所技术职业学校;1912年,学校改称浙江公立中等工业学校;1913年又更名为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也就是说,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校名的出现,始于1913年。所以,可以确定黄宾虹此名录中李叔同、费剑石住址的记录时间不是贞社成立时的1912年6月所记,而应该是在1913年或1913年后记录。也就是说,1913年李叔同是住在华兴坊。明确了记录的时间,我们再来看看贞社初创时期李叔同与黄宾虹之交谊。
  1912年的李叔同虽然在沪上只驻留半年多时间,但在新文化启蒙的实践上却做了大量的工作。先是在杨白民的城东女学任教职,宣扬妇女解放,推动艺术教育;旋又加入柳亚子等人发起的南社,置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图3);在《太平洋报》主事编辑,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发起“文美会”,办“文美杂志”,创“国学商兑会”,风华正茂,引领文艺潮流。期间,李叔同与黄宾虹彼此多有交谊互动。1912年2月11日,南社社员们联合《克复学报》社、淮安学团,假西门外江苏教育总会,为周实丹、阮梦桃两位烈士召开追悼会,柳亚子在会上作慷慨祭词《祭周、阮二烈士文》,时任《神州日报》笔政的黄宾虹作为曾出席1909年11月13日首次雅集的17位南社元老之一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与高旭、宁太一等在会上相继演说,声讨凶手;李叔同在朱少屏的引荐下一起参加了此次活动,被现场强烈的忧国忧民气氛和社友们天下兴亡的责任感、文化上的觉悟、思想上的觉醒所深深感染,就在这一天,李叔同加入了南社,与黄宾虹成为志同道合的社友。3月13日南社在愚园举行第六次雅集,内容包括茶会、民权照相馆合影、杏花楼聚餐等;李叔同携留日时的同窗好友曾孝谷一起参加了此次40人的雅集,而黄宾虹亦参加了此次雅集,同人相聚,言谈甚欢,现场气氛热烈,一如柳亚子所言“今日为南社雅集之期,狂客骚人,联镳并至”,李叔同与黄宾虹诸社友齐聚一堂论国事、叙友谊,重整骚坛旗鼓(图4)。同月,李叔同参考自己在日本时加入的书画团体“淡白会”之形式,与柳亚庐、朱少屏、叶楚伧、曾孝谷等共同发起成立“文美会”,并创办《文美杂志》,以文学、美术之器,唤醒民众,启蒙民智;文美会址设在李叔同所在的《太平洋报》社,黄宾虹闻声入会响应。5月14日,李叔同假三马路大新街天兴酒楼设宴文酒,主持文美会第一次雅集,并设一单间特别陈列各会员作品以交流互换,黄宾虹就是此次与会的二十余会员同人之一,李叔同和黄宾虹在雅集上都提供了各自创作的作品用于会友间交换,当场由李叔同用拈阄的方法决定互换之作品。交换时,因黄宾虹久慕陈师曾名,而恰巧换得朽道人所画古梅一幅,甚是得意;范彦珠出手之诗扇,李叔同赏之爱不释手,而抽签结果,此扇竟为李叔同所得;而曾孝谷则抽得李叔同以篆法书莎士比亚英文诗,别具一格,各得所好,皆大欢喜。《太平洋报》之《文艺消息》栏目在5月16日、17日、18日连篇刊登李叔同撰写的《文美会第一回开会之盛况》,从《速开第一回月会之理由》《地点之意外适宜》《陈列品之种种可观》《杂志之特色》《交换书画品之愉快》五方面作详细报道:“是日因会期定于仓卒,发表甚迟,而到会者尚有二十余人之多。李梅庵(原注:即玉梅花庵道士)、吴昌硕两先生亦以客员资格来襄盛举,且皆临时挥毫应人之请,其豪情正复不浅。其交换品共十三人,一人有出二件或四件者,共得二十余件。其中最可宝贵者为八十二岁老人蒋卓如先生书联,文曰:‘以人为纪,得天之时。’又朽道人(按:即陈师曾)之梅花条幅,枝干皆用篆法画成,古色古香,洵推杰作。又范彦珠氏之摺扇,自书文美小集之律诗一首,流连文酒,感时得意之怀,溢于楮墨,得此为纪念,文美增色多矣。其他交换品十余件,如诸贞长、费公直、柳亚庐、余天遂、严诗庵、黄朴存、叶楚伧、夏笑庵、李息霜、曾存吴诸氏,或录旧诗,或抒新采,兴酣落笔,皆具特殊之长。出卖品二十余件,李梅庵氏之摺扇二柄,皆两面书画,笔画题识,笔墨入古,一望而知为名手。朽道人山水二幅,气韵深厚。李息霜氏以篆法书英字,自成派别,而不伤雅,所书系英国大文豪沙翁之诗,体裁恰好。曾存吴氏之花卉团扇,摹模恽派,颇有心得。沈筱庄之雕刻象牙骨扇,于三四分宽、四寸长之物,刻字八行,每行百二十字左右,细入毫芒,而笔意直逼米老,精妙绝伦。谓之魔术中之雕刻家,非过誉也”又云:“参考品另为一室,曾存吴氏所藏五六年来日本文部省美术展览会之选品及日本西洋画家之杰作集五六种,参照引证,引增兴趣不校朱少屏氏所藏古画多种,皆名人之作。其最夺目者为于海屋之手卷,花木数十种,穿插配合,实具苦心。异禽二十余种,共四十余尾,构图设色,迥异时流。他若朽道人之《残荷》,运笔疏宕,觉秋水伊人,呼之欲出。又沈墨仙氏之《枇杷》,李梅庵氏之《松》,吴昌硕氏之《梅》(三氏皆临时挥毫),一时兴来之作,莫不韵味天然,一洗凡近之习也。”二十多年后的1935年,黄宾虹在他的《俞剑华画展志感》一文中也曾回忆过往旧事:“先是师曾寓沪上,偕清道人、弘一法师(原注:即李叔同)立文美会,约余入座,赠自写墨梅一枝,叔同出篆刻,清道人作分书,昕夕晤谈,颇极一时之乐。”其时,李叔同还编有会刊《文美杂志》,但仅出一期;内容分文、诗、词、画、印五大类,系会员所作书画及印章拓本,皆为手稿,极为精美,开会时会员彼此传观;叙言系姚锡钧所作,李叔同以洋画笔墨写优美之意创作的画作《盼》、《李庐印谱序》和黄宾虹的古玺印铭、曾存吴的《与某记者论西洋书画》、余天遂的《遂庐笔记》、柳亚子的《血泪碑历史》、严诗庵之《文美纪念碑》皆别开生面,独具匠心。5月23日,李叔同、柳亚子、高燮、高旭、姚石子、叶楚伧、胡朴安、蔡守、余天遂、姚锡钧、林百举、陈范、周伟、文雪吟等人以“扶持国故,交换旧闻为宗旨”,共同发起组织国学商兑会;6月30日,国学商兑会在金山张堰召开成立大会,文美会随即并入其中。与此同时,受李叔同们的启发和影响,黄宾虹与宣哲等亦发起成立了金石书画社团——贞社,黄宾虹出任会长。从1912年4月27日《神州日报》所刊《贞社征集同人小启》及28日刊出的《贞社简章》可知,贞社社址当时设在宁波路江西路转角处四明银行二楼,活动地址在哈同花园等处。贞社的宗旨是保存国粹,发明艺术,启人爱国之心,陈列古物、展览交流。6月26日贞社举行第一次雅集,至1922年6月停止活动,前后历时10年。以往只知黄宾虹曾参与了李叔同主持的文美会,而李叔同是否也参加了黄宾虹组织的贞社,始终无史料支撑,而未被肯定。此次黄宾虹自订“贞社题名”册手稿中发现的李叔同名录,或许可以成为李叔同早期亦曾加入了贞社的一个线索,而贞社题名册或许也可成为李叔同参与贞社活动的一份实证。1912年秋,李叔同应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经亨颐校长的邀请赴杭州出任该校之音乐、美术教席;1913年李叔同加入西泠印社,与1909年加入印社的黄宾虹再成同道社友。黄宾虹与李叔同彼此欣赏,惺惺相惜的友谊,直到李叔同转身成为弘一大师后仍念念不忘。李叔同出家后,其最亲近的学生刘质平发心护法供养,故弘一大师常将自己的书法作品相赠以谢,曾云“我自入山以来,承你供养,从不间断,我知你教书以来,没有积蓄,这批字件,将来信佛居士中,必有有缘人出资收藏,你亦可将此款作养老及子女留学费用”,并不失自豪地对刘质平说“艺术家作品,大都死后始为人重视,中外一律。上海黄宾虹居士或赏识余之字体也”(图5),可见李叔同一直视黄宾虹为识己之知音。而弘一大师圆寂后,黄宾虹还曾分别应夏丏尊、傅雷之请,二度绘就弘一大师图,这在傅雷1943年11月29日致黄宾虹的信函中有记述:“又夏丏尊君嘱代求绘已故弘一法师‘晚晴山房图’,以二尺长度为最宜。闻弘一法师亦为先生旧盟友,谅必乐为纪念也。夏君云,前吾公曾为绘过一图,嫌篇幅略小,故敢再求一帧,存放纪念弘一法师之公共场所,彼另有纪念弘一之刊物邮奉,作为参考,或吾公阅后可有诗篇附在图上云云。”然未知此图如今尚存否?
  “华兴坊一弄底海盐张寓 李叔同”,从黄宾虹“贞社题名”之姓名、住址的亲笔记录中,我们可以作此解读:1913年李叔同租住着华兴坊一弄底的一套寓所,房东张姓,是浙江海盐人。查民国资料种种,知旧时同名的华兴坊共有两处,一处是在当时的士庆路47号,另一处是在原来的浙江北路与华兴路交汇附近。为弄清楚华兴坊旧址具体所在位置,笔者开始了再一次的实地调查。
  在现有的上海地图上是找不到士庆路的,解放后早已更名为海伦西路了,位于现在的虹口区。从虹口区新旧里坊弄名对照资料中查得民国时士庆路47号的华兴坊,位于现在的海伦西路45弄。坐地铁十号线,在四川北路站下,沿吴淞路北行至衡水路,再沿衡水路继续北行至邢家桥路,向东转入邢家桥北路,再前行至海伦西路,沿海伦西路前行,在东西向的长春路与海伦西路的交叉转角处不远,就是现在的海伦西路45弄(图6)。45弄建筑,或许是几经改造的缘故吧,除了坡顶上的老虎窗,外表已看不出旧建的特征结构,各种搭建混杂着,显得特别杂乱无序,问询居民,对于华兴坊旧称几乎无人晓知,而边上的永乐坊则知者甚多,偶有老者忆道,解放前有博物馆和学校就在此处附近,其他无更多信息收获。于是再查沪上资料和老旧地图,悉海伦西路45弄之华兴坊系建于1937年之建筑,隔壁是当时的大同织造厂,后面是旅沪广东中华基督教会创办于1916年的郇光小学及1946年开放的上海市立博物馆,倒与前次采访时老者所言类同。但因建筑年代不符,故排除此华兴坊为李叔同所住华兴坊之可能。
  民国时期的另一华兴坊位于浙江北路与华兴路交汇区域,也在虹口区;据上海地方志记载,1908年我国第一所体操学校——中国体操学校就创办于浙江北路的华兴坊。整理好资料,带上地图、相机、纸、笔、卷尺等,迎着晨曦坐上第一班去上海的动车踏上了寻访之路。在虹桥火车站下车,挤上地铁十号线,一个小时后,在老西门站下,再转地铁八号线,至曲阜路站下,出地铁口北行百米至海宁路,在海宁路与浙江北路的十字路口北行入浙江北路,沿浙江北路继续北行,至东西向的华兴路,转至华兴路西行,传说中的华兴坊就藏在这片被浙江北路、海宁路、华兴路、西藏北路围合的区域里,走街穿巷去逐一搜寻(图7)。这里是成片老房子的旧住宅区,环境脏乱,除了上海本地的住户,从听到的夹杂着天南地北的口音中可以知道,这里住着不少外地来沪谋业的新上海人。找到了几位老上海一问,很快就清楚了华兴坊的位置,华兴路64弄,即旧时华兴坊所在,一切都很顺利。华兴路64号,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弄,弄的东西两侧是一排排旧式砖木结构的联排独院二层式建筑,前后共有六排,每排二十来户,居民们说,这六排建筑就是民国时期的华兴坊,现在一起编入华兴路64弄,入户编号从64弄1号至64弄121号,但有的一户院子出租给了好几户人家,故华兴坊现在的实际住户数比编号的121户要多出许多(图8)。华兴坊各排各户建筑结构相同,每两排建筑之第一户山墙处筑有一道过街拱门彼此相接成弄,并在第一户的二楼形成一间走马楼。走遍各弄,搜索着路边墙角的种种斑驳,努力寻找着旧时华兴坊的痕迹,终于在其中一条弄的拱门上方找到了“华兴坊”的雕刻坊名,按理应该在每条弄口的拱门门券上方都有此坊名,但经岁月沧桑变故,或改造、或破除,已不再有二了。感恩这唯一留下的可以证明华兴坊的原始印记,它为今天的后人们回望旧事,提供了可以寄托情绪、追溯过往的真实载体,自豪地见证过去岁月的曾经年轻和华丽(图9)。按照华兴坊当下的华兴路64弄1号—121号每户流水号之编法,与旧时一弄至六弄以弄为单元的编户法已完全不同,故一时无法确定旧时华兴坊第一弄的位置,不知最南端之弄为第一弄呢,还是最北端之弄为第一弄。于是找出民国老地图,参照当时地图上该区域由南至北户号序数依次从小到大的编法,且将最南面的那条弄当作第一弄吧。循着华兴坊最南面的第一弄,穿过拱门,走进华兴坊,去看个究竟。向住户居民说明来意后,被允许进入探看。缓缓推开沉沉的两扇近三米高的传统黑漆大门,石框依旧显得挺拔有力,门框上方出挑着西式几何形石质门楣,线条简练,这些木石构件都保存着旧貌,古朴中透着洋气,带着中西结合的风格;每户南面的大门与围合的建筑形成三合院之形制,两侧东西厢房为附属用房,面南的主房进深两间,二楼二底的结构,硬山顶的屋面,二楼斜坡顶上矗着上海特色的老虎窗,既改善了室内通风,也增加了采光。按现在的编号,第一弄到底、最西面的一户是华兴路64弄89号,再往西,被一排搭建的建筑横挡着,隔住了去路,无法再西行(图10、图11)。居民们说,这排房子搭建以前,华兴坊与相邻的南林里是相通的。南林里?李叔同居住过的南林里?这华兴坊的尽头就是南林里?笔者马上绕过这幢搭建的排屋,过华兴路,前去查看。果然,与华兴坊相邻的就是笔者寻访过的海宁路1132弄,也就是笔者在第六章中已作考证的李叔同居住的南林里!随即,笔者再次走进海宁路1132弄26号(即南林里四弄),沿着东西向一查看,与南林里四弄比肩相邻的正是华兴路64弄89号所在的华兴坊第一弄。原来笔者前次考察南林里是由海宁路、西藏北路相交段从西向北搜寻,此次华兴坊调查是由浙江北路从东向西寻找,而这幢搭建排屋刚好将南林里和华兴坊隔断东西,不再连通,致使近在咫尺差点擦肩而过。也就是说华兴坊一弄底张寓指向的正是南林里四弄底张寓,只不过是殊途而已,最终还是同归于一,心中豁然开朗(图12、图13)。而黄宾虹所记的李叔同住址,从另一个角度再次印证了蔡元培笔下李叔同住址的正解无误,彼此互为见证。且黄宾虹记录李叔同住址的时间是在1913年后的某个时期,蔡元培日记的时间是在1913年7月,彼此在时间上亦默契吻合。故可以确定,黄宾虹所记录的李叔同住址:华兴坊一弄底张寓,即是蔡元培记录的李叔同住址:海宁路南林里四弄底张寓;两者合二为一,实为同一处张寓。不过由此也带出了一个新的疑问,蔡元培、黄宾虹共同指向的李叔同租居之张寓,这张寓的准确地址应该是华兴坊一弄底,即现在华兴路64弄89号呢,还是与之相隔数步的南林里四弄底,也就是现在的海宁路1132弄26号?彼此虽同一指向,但分属两幢建筑,不可混谈。为弄清事实究竟,笔者又继续从“张寓、海盐人”这两个关键词切入调查,查阅了海盐的文史资料、咨询了海盐的史志研究者,一个个猜测和推定都被排除否定,最终还是劳而无功,未有收获,在此留下一结,待来者进一步研究释解。
  
海伦路

  “那时候法师仍住在海伦路,这个地方我去过好几次”——李鸿梁如是说。
  关于李叔同在海伦路的家,信息来源于李叔同的学生李鸿梁。1962年8月,李鸿梁为纪念他的老师李叔同离世二十周年,撰写了《我的老师弘一法师李叔同》一文,分《潇洒豪放的佳公子》、《严肃的名教师》、《绘画、书法和音乐》、《从尝试断食到披剃为僧》、《三次绍兴之行》、《犹有黄花晚节香》、《先生为什么出家》等七章全面回顾介绍了老师的一生,文中写到1917年李鸿梁去上海看望断食后的老师时,其中有一段文字描述了李叔同当时在上海的寓所:“后来我到上海去看他,那时法师仍住在海伦路,这个地方我去过好几次,是一上一下的房子,除靠壁的书架以外,还有一架可以旋转的方形两层书架,摆在进门的右角,上面有一个圆盆,里面栽着松竹梅三友,半盆泥土低陷下去处铺上了些细粒的白沙,法师说,这是代替水的”。李鸿梁在文中记述曾数次去海伦路李叔同的家看望老师,作为事件的亲历者,其信息的可靠性按理说应该毋庸置疑。这也是现有资料中仅有的关于李叔同海伦路寓所的文字信息。
  李鸿梁(1895~1972),字孝友,别号老鸿,绍兴人。1910年鲁迅任职于绍兴府中学堂教务长时,李鸿梁就读于该校,是鲁迅的学生,曾在早期革命文学团体“越社”创办的由鲁迅任总编辑的《越铎日报》上发表漫画,抨击时弊。后来,鲁迅于1925年在北京创刊《莽原》时,李鸿梁又曾创作漫画寄奉,北京的鲁迅纪念馆至今还收藏着当年李鸿梁寄给鲁迅的两幅漫画和一封信。1912年秋,李鸿梁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从李叔同,与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黄寄慈等同为李叔同高足,其绘画天赋表现尤为突出,深得李叔同的赞赏,李叔同曾对他的浙一师同事好友、书法老师堵申甫说“鸿梁很像我”。无论先前之在俗,还是后来的在僧,师生俩彼此过从甚密,相交不浅。李鸿梁在文章中这样回忆他们师生间深厚的友谊:“法师差不多每星期六必去上海一趟,星期日下午回来,从来不请假。法师爱吃糖果和水果,每次从上海来,一定带点来。他也常常写条子来叫我去吃的”;1915年李鸿梁毕业的那一年夏天,李叔同携日籍夫人回日本省亲,那时的李叔同除在浙一师任教外,还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江谦之请,兼着南高师的音乐美术教职,故教务甚忙,日本省亲回来后更是诸事累积,如他在旧历九月三日给好友叶为铭的信中所言“昨到杭,俗事冗忙,不复走谒为怅”,于是便请刚毕业不久的李鸿梁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代课:“他与日本籍师母的爱情也很好,在我们毕业的那年先生还伴同她回娘家去洗温泉裕……他是九月间回国的,回国前打了个电报叫我到南京高等师范(即东南大学前身),去代法师的课。因为我那时对于教学毫无经验,年龄又这样轻,骤然去教同等程度的学校,心里颇有点忐忑不定。但是见到法师,他马上拿出本学期的教学进度给我看,并且告诉我那边学校里的一切情形。同时交给我一串钥匙,还关照我,卧室与教员休息室很远,每天早晨必须把自己的表与钟楼的大钟对准,号声有时候听不清楚。如有事外出,叫车子回校时,一定要和车夫说清楚拉到教员房,否则头门离教员房是很远的。每逢吃饭时,要记住,每人两双筷子,两只调羹,如觉不便,可以关照厨房,把饭单独开到自己房间里来的。”可以看出,李叔同事无具细,一一关照,对学生提携爱护有加;李叔同还曾将自己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创作的第一张油画作品也赠送给了李鸿梁,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李叔同在浙一师校舍里整理日籍夫人刚从上海装箱运来的书画,请李鸿梁一起来帮忙整理“他就领我到隔壁一间他平时写字的房间里,指着一只已经打开的木箱说:‘这是从上海新运来的,你给我整理一下’并且关照我有几张画要检出来的。我见里面都是去了木框的一卷一卷的油画,都是法师自己的作品,在这些画中间,发现多张是同一模特儿的。——后来据夏丏尊先生说,这就是日籍的师母。这批画后来等法师将要出家时,都赠送给北京国立美术学校了。我得了一张十五号的画,画的是以大海为背景的一个扶杖老人,意态有点像米勒的‘晚祷’,不过色彩比较淡静,调子也比较柔和,这是法师在日本东京美术学校里的第一张油画习作。这张画,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与其他书画文物,全数被绍兴城区三十五号主任汉奸胡耀枢抢去了。最使我痛心的,是法师历年来写给我的二三十封信札、七八十条佛号,以及对联条幅等墨宝。后来有人在汉奸胡耀枢家看到过曾经法师和马一浮先生题跋的敦煌唐人写经,被小孩撕毁在地上任人践踏,其他可知1李鸿梁毕业时,李叔同还给他写过一封信,教导一向生性戆直、锋芒毕露的李鸿梁处世要圆通,要与世相融,并应着他的性格写了一副对联“拔剑砍地,投石冲天”和一条写着“豪放”两个大字的横幅,并题上小字七绝一首,送给他留念;1916年年末,李叔同决意悄然去虎跑寺断食,此事就连他的好友至交夏丏尊也未被告知,但李叔同却把断食的想法告诉了他的学生李鸿梁:“1916年我结婚的时候,法师送了我四件衣料。这一年的夏季,我接到法师的信,告诉我他将去虎跑实行断食的事,说他很想一试,但苦无机会,想不到竟会实行起来了。后来大约过了二十多天,法师来信了,赶快拆开,里面还附有他断食后的半身像片,两手捧着经本,展开在胸前,他本来面容清癯,现在更其瘦削了。信中叙述断食的经过:第一周是半断食,就是渐减食量;第二周是全断食,只饮泉水;第三周一反第一周的顺序而行之,结果良好。还说到陪他去的工友闻玉,在他断食期间,常常唱些曲子,因此颇不寂寞云”;在接到李叔同断食后寄来的信不久,李鸿梁回忆曾去上海海伦路住所看望他的老师,老师还请他去饭店用了一次餐:“法师邀我同到外面去吃饭,走到一家菜馆,他叫了好多菜,我就问‘还有哪几位客?’他说‘就是我们两个,并没有别人客人。’我说‘要不了这许多菜。’他说‘你能喝洒的,我虽然不能喝,可是我懂得喝酒的趣味’”,可见李叔同断食前后的这段时间是住在海伦路的;而李叔同出家成为弘一法师后,还曾于1924年、1931年和1932年先后三次行脚绍兴,而此时,李鸿梁恰在故乡绍兴的省立五中(今绍兴中学)、省立第五师范、绍兴女子师范等校任职美术、音乐教师,故与李鸿梁有过更多的际会因缘。1931年秋的那次,弘一大师与李鸿梁、蔡冠洛在绍兴戒珠寺合影留念,李鸿梁还陪同大师一起游陆放翁读书处,并在快阁上为大师拍摄半身侧影一叶,此照片后来一直伴随李鸿梁挂在他的居室里(图14);1943年,刘质平、李鸿梁先后至省立温州师范学校任教,其时,因日寇侵略,为避战乱,学校刚从平阳郑楼迁至泰顺莒江不过一年,刘质平在校出任音乐教师,李鸿梁则任学校的民教馆主任,充全校书画教席一职并兼授学生治樱1944年,刘质平为纪念恩师李叔同,将自己所藏之先师遗墨三百余件在温州师范举办“弘一法师书法展览会”,在展览会上,刘质平向师生们介绍了保护大师遗墨的经过。为了让大家加深对弘一大师的了解和印象,展览会结束后,李鸿梁又在学校举办的报告会上作了一场关于《弘一法师》的专题讲座,宣扬弘一大师的伟大人格和艺术成就;李鸿梁还将自己的书斋取名为“慈晖草堂”,并自刻斋印闲章,以寄托他对恩师李叔同的思念之情。上世纪六十年代,当得知泉州开元寺要成立弘一大师纪念馆,李鸿梁又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弘一大师遗物全数捐赠;而李叔同出家后最喜欢用的那两方佛像印亦是李鸿梁为大师所敬刻的。类此种种事迹,足见师生间彼此关系甚密,感情笃深,故李鸿梁亲身经历之回忆具有很高的史证价值,其所述李叔同沪上海伦路之寓所当实不虚。
  只是李鸿梁在回忆李叔同断食前后与他的信函往来时,在断食的时间节点这一细节上有所偏差。因为李叔同是在1916年夏天看了夏丏尊介绍给他的一本日本杂志上关于断食的文章后,一直到该年的岁末冬日才去杭州的虎跑寺断食,而非李鸿梁所说的接到李叔同夏天来信后的不久就去断食的。这在夏丏尊和李叔同各自的叙述中都有明确记录,如夏丏尊《弘一法师之出家》:“有一次,我从一本日本的杂志上见到一篇关于断食的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自古宗教上的伟人,如释迦,如耶稣,都曾断过食。断食能使人除旧换新,改去恶德,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并且还列举实行的方法及应注意的事项,又介绍了一本专讲断食的参考书。我对于这篇文章很有兴味,便和他谈及,他就好奇地向我要了杂志去看。以后我们也常谈到这事,彼此都有‘有机会最好断食来试试’的话。……这是他出家前一年阳历年假的事。他有家眷在上海,平日每月回上海二次,年假暑假当然都回上海的。阳历年假只十天,放假以后我也就回家去了,总以为他仍照例回到上海了的。假满返校,不见到他,过了两个星期他才回来。据说假期中没有回上海,在虎跑寺断食”;弘一法师《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到了民国五年的夏天,我因为看到日本杂志中有说及关于断食方法的,谓断食可以治疗各种疾玻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想来断食一下”。我们知道民国初时之学界,教制以每学年分三个学期计,1912年9月13日,民国教育部曾颁布《学校学年学期及休业日期规程令》规定:“各学校以八月一日为学年之始,以翌年七月三十一日为学年之终。一学年分为三个学期。元月一日起至三月三十一日为一学期;四月一日起至七月三十一日为一学期。八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为一学期。”关于寒暑假的时间,规定暑假休业日定为三十日以上,五十日以下,起止时间由各校根据地方气候自定。年假休业定为七日以上,十四日以下。经亨颐主持浙一师时,虽然经校长是力主取消寒、暑假和年假,主张通过减少老师每天的授课量、增加学生每天的课外活动和自修时间,将定期的放假休息改为平均的经常休息,但这仅是经亨颐的主张而已,尚未落实实施,故学校依旧实行着旧历春节期间的寒假、45天的暑假以及十天的阳历元旦年假,而李叔同就是利用阳历元旦浙一师的十天年假去实践了他的断食。断食期间,李叔同将自己的断食经过,起居衣食,身心体验和种种感悟,事无具细每天一一记下,录成《断食日志》一册。1916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二日李叔同决定践行断食,十一月三十日晨,托校工闻玉侍者,携蚊帐、米、纸、糊、用具到虎跑安排和打扫断食之处,下午4时半李叔同离开学校入大慈山定慧寺。断食之处选在寺内客堂楼下一间面南朝阳的屋子,床榻设在房间的西隅。十二月初一,李叔同7点半起床,开始了他的断食体验。整个断食分:断食前期5天,食渐减;断食正期7天,断食,饮汁水等维继;断食后期6天,食渐增。十二月十九日下午1时,出山归校,共断食18天。更多信息,在其《断食日志》中都有详细记录:“卅日晨命闻玉携蚊帐、米、纸糊用具到虎跑。……午后四时半,入山晚餐素菜大簋,极鲜美”“十二月一日,晴,微风,五十度。断食前期第一日”“十九,阴,微雨,午后一时出山归校”。可见,李叔同断食之缘起是听了夏丏尊的介绍,生断食之念是在1916年夏,决定断食在1916日12月16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二日),入山虎跑是1916年旧历十一月三十(1916年12月24日),断食之始系腊月初一(1916年12月25日),断食之终是腊月十八(1917年1月11日),出山归校是腊月十九(1917年1月12日),这些在李叔同的日志中均有迹可寻。断食后,李叔同自感脱胎换骨,为示新生之意,便依老子“能婴儿乎”之意,添名李婴。1916腊月,断食后的李叔同以新更之名——李婴给旧友杨白民的一函中曾言及断食之事:“日前出山,曾复一函,计达览否?顷又奉到十六号寄来之手书,屡承关注,感谢无似。前寄来琴书预约券、《理学小传》等,皆收到。因入山故,未能答复,为罪”(图15);而据1917年初春李叔同署名李婴,致天津好友、时任钱江道尹王仁安的明信片中云:“新历正月三十日,入西湖虎跑寺习静,二月底返校,公暇能来寺一谭否?”(图16)又据1月18日李叔同在杭州同样以李婴落款去函日本,致刘质平言“五日后返沪”(图17),可知李叔同在断食返回学校之十天后的23日(春节)离开杭州去上海看望日本夫人,几天后又离开上海回到杭州,于1月30日再返虎跑寺习静,2月底回到学校。至于李叔同之寓所具体所处海伦路哪段位置?何时搬入?住了多久?李鸿梁在文章中皆未交代,目前也未有更详细的资料发现和其它记录可查。不过,我们从李鸿梁的文字中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值得推断的线索。李鸿梁在海伦路看望了断食后不久的老师,并一起用餐后,临走时李叔同将自己在断食时所抄写的一本约三寸高、二寸宽的天理教经典赠送给李鸿梁留念,自这次见面以后,李鸿梁不久又在杭州与老师有过往来,“1917年夏,我到杭州去拜访法师,那时他房间已供养佛像,凳上已设着大蒲团了”。结合李鸿梁的自述文字,分析判断后可以得出,李鸿梁那次上海海伦路之行,去见断食后的老师李叔同的时间应该是在:1917年1月23日——1917年夏之间的周末或假期,因为李叔同通常只在周末和假期才回上海陪他的日籍夫人。若李鸿梁记忆无误的话,按其所言“那时候法师仍住在海伦路,这个地方我去过好几次”,依此来推断,李叔同与日本夫人至少在1916年——1917年夏是居住在海伦路之寓所,或者更早。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李鸿梁所述李叔同寓居海伦路之回忆文章撰写于1962年,他文中所说的海伦路已是撰文时的新路名了,而非李叔同时期的原始路名,因为民国时尚无海伦路之名。追溯海伦路的历史,原名为欧嘉路(Urga Road),其建设始于1908年,当时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修筑,其中沙泾路以东部分位于公共租界内,沙泾路以西路段属于越界筑路;1943年汪精卫政府接收租界后,将其改名为库伦路,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更改为海伦路现名。
  笔者按图索骥,照着地图所示的方位,去现在的海伦路探寻一番,希望能拾得一些往日欧嘉路的岁月旧痕和曾经李叔同的些许记忆。坐地铁十号线,在海伦路站下来,出口即是四平路,边上紧邻着的便是海伦路,海伦路被四平路隔断成东西两段,彼此相交成十字路;在四平路与海伦路相交的西段转角处是一现代化的大厦,环形的棕榈叶围着一个大写的S组成醒目的LOGO,那就是知名的喜来登大酒店了。整条海伦路为东西走向,东起周家嘴路,西至邢家桥北路,全长约一千米左右,路宽约十二、三米吧,按地图标示,这里应该属虹口区所辖。海伦路以邢家桥北路为界,再往西走,就是海伦西路了。查资料知,当民国初期海伦路还名为欧嘉路时,现在的海伦西路,当时名为士庆路,所以民国地图上既找不到海伦路,也寻不见海伦西路,等到海伦路延伸筑路后,原士庆路便成了今天的海伦西路。若沿着海伦路由东向西一路走去,四平路以东一段的海伦路大半建筑现已被夷为平地了,被围墙圈起来的工地上工程车、打桩机正忙着,一个个新项目在繁忙地建设中。
  而四平路以西一段的海伦路及附近倒还保留着一些不错的民国西式建筑,一打听,居民们言之纷纷,原来,这段海伦路(欧嘉路)还挺有名,民国时期此路及附近曾是日本侨民的居住区,上海人俗称“东洋街”,日本人建的仏光寺也是在当时的欧嘉路上。
  据记载,日本在上海的商贸往来,始于1868年以后的明治维新时期,1870年上海道许可日本官商购进虹口黄浦江边地建造日本邮局码头,并在邮局码头西侧的杨子江路设日本驻沪领使馆,从此中日贸易逐渐兴旺,来沪定居之日商亦与日增多,并在日领使馆周边逐步扩张,开店经商,购地建房,虹口区渐成日本人聚集较多之住区。民国年间,日本房地产商在狄思威路附近建造了许多住宅区供日人租祝笔者在海伦路口沿邢家桥北路往北走不多远的溧阳路上,一路走去,发现在该路两旁还保存着成片的民国时期的花园式洋房,调查中,年长的居民们说,这里的许多房子解放前大都是日本人的居宅别院,现在的溧阳路是1943年以后才取的路名,以前的溧阳路叫狄思威路。在溧阳路上还发现我国近代文化名人中与李叔同有过笔墨交谊的鲁迅、郭沫若、夏丏尊、曹聚仁、李圆净等亦都曾在这里驻足生活和工作过呢。鲁迅与内山完造是至交好友,鲁迅曾在内山完造家里看到一幅弘一大师书写的《金刚经》中的一段法语墨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甚是喜欢,便向内山完造托求弘一大师的墨宝。因内山完造与弘一大师颇有交往,大师所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等许多著作以及1929年大师在福州鼓山涌泉寺发现并刊印的《华严经疏论纂要》,都是托内山完造之手转赠日本诸多大学和寺院收藏,1927年9月弘一法师返津未成而暂居丰子恺在江湾的家时,还曾与内山完造、丰子恺、夏丏尊、叶圣陶、周予同、李石岑等一起在功德林素食馆用过餐,叶圣陶后来写《两法师》记述过此事。后来,内山完造从夏丏尊转赠给他的数件弘一大师墨宝中选取一幅“戒定慧”三字的横幅书件赠与鲁迅,鲁迅如获至宝。1931年3月1日鲁迅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上午赠长尾景和君《彷徨》一本,午后往内山书店,赠内山夫人油浸曹白一合,从内山君乞得弘一上人书一纸”,一个“乞”字表达了鲁迅对弘一大师的尊敬,这在傲骨铮铮的鲁迅一生中难得一见。郭沫若对弘一大师的人品僧格景仰有加,对大师墨宝亦恭敬备至,惋叹求之不得。为得大师之字他于1942年春自重庆驰书弘一大师的弟子李芳远,请代求大师墨宝,弘一大师获悉后,遂抄录唐代诗僧寒山的诗句:“我心似明月,碧谭澄皎洁;无物堪比喻,教我如何说。”相赠,上款署“沫若居士澄览”,弘一大师在1942年5月给李芳远的信中说:“附奉沫若居士书,乞为转达,并代致虔仰之意”。收到书件后,郭沫若即于6月8日致信李芳远:“澄览大师言甚是:文章要在乎人,有旧学根底固佳,然仅有此而无人的修养,终不得事也。古人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殆见道之言耳。”表达对大师“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之文艺观和教育理念的认同和赞赏。而曹聚仁则是李叔同在浙一师时的门下学子,受教获益累累,师生交谊自当不浅,写过《李叔同先生》《弘一法师》等诸多文章回忆他所敬重的老师;李圆净居士既是弘一大师的佛学道友,又是弘一大师与丰子恺师生共同创作的《护生画集》之编者,彼此信函往来以数十计。1935年弘一大师介绍他的得意门生刘质平去上海造访居住在狄思威路口宝安路永兴里底的李圆净,为了方便寻访,弘一大师特别写了一封介绍信,并绘画了一页交通示意图,详细注明狄思威路及李圆净家的周边路况和当时日人居住区修筑的竹篱,可见大师对此处环境甚是明了;至于李叔同与夏丏尊之间,彼此更是有着三十年交谊的至交好友,这从《弘一大师全集》中所收录的弘一大师致夏丏尊的103通信札之规模,便可知识。因弘一大师这些朋友们宅居狄思威路的这份因缘,故我们在弘一大师信札手稿中常常可以看到狄思威路这几个熟悉的字眼。
  海伦路(即欧嘉路)处在这条狄思威路南端,民国时期这里同样亦是日侨聚居区,尤其是欧嘉路西段,即现在的靠喜来登大酒店一段的海伦路,沿路两旁都是日式洋房。当地居民告诉笔者,民国初期,大约在今海伦路471号至531号之间,都是日本人的住宅区。沿路两旁是典型的日式假三层洋房,内结构也全部是日式的,日本人还在两边的路口各立一木栅门,中国人不得进入木栅内,即使通过木栅门附近,也会遭到日本人的训斥,于是日本侨民和中国人也均把这条路叫作‘东洋街’”;《虹口区志》第三编第二章《日本人》:“当时日本人在该街东起狄思威路,西至邢家桥北路这一地段南北两面共建砖木结构双开间假三层典型的日式楼房33幢,南面8幢,北面25幢。以竹篱笆相隔,两头路口各留小门进出。中国人不得入内。当时习称为‘东洋街’。1953年街道拓宽,篱笆拆除,遂成为今海伦路西段。楼房外观仍如旧,现为民宅”,从志书记载中,让我们对当时狄思威路、欧嘉路一带日本人居住区情况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现在的海伦路471号——536号路段之路北的490-536号一段,当年属欧嘉路西段,至今仍保存着这样的日式旧屋。整排都是沿街座北朝南的两开间西式建筑,是面二内三的形制,人字坡顶,老虎窗,从外面看是两层楼建筑,其实内部是三层,外墙均为红灰相间的清水砖墙,保存得相当不错。远远看去,在海伦路504号日式建筑的围墙上嵌着一块牌,走近细看,发现上有沙孟海所书“沈尹默故居”,门楣上挂有赵朴初题写的“沈尹默先生故居”匾额,原来抗战胜利后沈尹默移居上海后的居所也在这海伦路上。如今,仅凭现有甚少的信息资料,我们已无从知晓和准确考证李叔同当年海伦路寓所具体到哪一幢、哪一号的详细地址;我们也无法知道李叔同和他的日籍夫人曾经在这里演绎过多少未为人知的故事,但海伦路和他的日籍夫人在李叔同的记忆中一定被深深烙记着,刻骨铭心。以至于二十年后的1935年他在给刘质平绘画此地的交通示意图时,对东洋街周围日本人居住区用竹篱阻隔华人这一细节依旧清晰可记,并在图上以文字“竹篱”特别注明(图18)。而海伦路上遗存的这一幢幢承载着百年历史信息的民国旧居,同样也会勾起我们的绵绵思绪(图19)。站在今天的海伦路上,去放飞遐想的翅膀,李叔同曾经的前尘影事仿佛可见。路的这头,似乎可听到李叔同走在欧嘉路上那重重的脚步声;路的那头,踩着浅浅小碎步的东洋丽人,着一袭和服,正依稀飘逸而至。
  
海宁路太安里二十号暨沈家湾海能路太安里廿号

  1918年8月19日,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为僧,那么,除了李鸿梁回忆的海伦路,李叔同出家前与日籍夫人在沪上是否还有其他居所呢?现有资料和研究成果对此一片空白,无有些许记载。而笔者的资料发现,肯定并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2012年笔者在上海交大校园内发现李叔同手书残碑后,专注于《李叔同为白毓崑烈士碑所书铭文之发现与考证》课题调研,当时为查找李叔同与南洋公学之史料,在上海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相关书刊资料,其中包括《南洋》《交大三日刊》《校庆纪念册》《学生杂志》《南洋大学学生生活》等。而盛宣怀于1896年创办了南洋公学后,该校隶属关系屡有改变,校名亦频频更改,这在本文之第三章中已有过交代,此处不再详说。为了在这频频变更的沿革中,能寻找出南洋公学时期李叔同的更多信息,笔者特别关注南洋公学沿革中相关演变学校之校史文献资料。查阅民国诸种资料后得知,1912年,曾经的南洋公学已改名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1916年,南洋公学建校二十周年,为了纪念和庆祝南洋公学建校二十周年,回顾和总结二十年来的办学成果,1917年4月26-28日,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隆重举行校庆20周年纪念大会,学校放假8天,以行庆祝。交通部、教育部、财政厅、铁路局、北京大学、唐山大学、同学会、历届学生代表等政府和教育界、学界嘉宾2000多人参加了开幕式,唐文治、蔡元培在会上祝词;期间还举办演说会、成绩展览、学术报告、兵式体操表演、烟火会、歌唱会、运动会、足球赛、电影放映、魔术表演等各种纪念活动,据记载共有来宾近15000人参与,在沪上轰动一时。为此,南洋学会主办的《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杂志》第二卷第一期出版了建校20周年纪念增刊;活动结束后,学校也编辑出版了《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原名南洋公学二十周年纪念》文集。根据以上线索,笔者在上海图书馆找到了《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原名南洋公学二十周年纪念》文集,仔细阅览了书中统计辑录的“大事记”“各班学生人数比较表”“各地学生人数比较表”“历年派送出洋学生人数比较表”“现任职员姓氏录”“退任职员姓氏录”“校歌”和“历年同学姓氏录”等专栏,此等诸种表录,详细罗列和记录了南洋公学二十年来的历史,信息量丰富。笔者特别关注到其中的“历年同学姓氏录”一章,该姓氏录中将每位学生按“姓氏”“字”“籍贯”“学位”“职业”“通信处”五个栏目进行列表记录,一一查看后,在这一章的第13页上终于找到了李叔同署名李欣的详细个人信息:“姓氏:李欣,字:俶同,籍贯:浙江平湖,职业:南京高等师范、浙江第一师范教员,通信处:上海海宁路太安里廿号”,这份同学姓氏录中,清晰地记录着李叔同沪上的又一处居址。而此纪念文集出版发行的时间是1917年,可见1917年李叔同之沪上居址应该是:海宁路太安里廿号。从这份同学名录中我们除了可以获得李叔同当时沪上新居址这一重要信息外,还可以通过分析梳理,得出一些其他相关信息(图20)。
  丙辰岁末,李叔同经历了一次影响他以后生命轨迹的特别体验——断食。在他断食第17天的1917年1月10日所记日志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拟定今后更名欣,字俶同”,又在《断食日志》的封页上写下注文“断食后易名欣,字俶同”,落款“黄昏老人李息”(图21)。李叔同通过《断食日志》向我们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李叔同易名欣,字俶同的起始时间是1917年1月11日。这与1917年4月出版发行《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原名南洋公学二十周年纪念》文集之《历年同学姓氏录》中所记录的李欣,字俶同在时间节点上是彼此相吻合的。因李欣之名是李叔同断食后新取,当时知晓者尚甚少,故该同学姓氏录中所采信息想必是李叔同在向学校提供编辑同学名录所需个人资料时,提交了他刚启用不久的新名;故可以判定,同学录中的数据并非摘录于旧时,而是出自李叔同本人提供的最新信息资料,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如此算来,1917年4月出版《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原名南洋公学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前,李叔同已居住海宁路太安里廿号了。那么,是否还有其他资料可以印证这样的判定呢?笔者在搜集李叔同与南社关系之资料时,查阅了浙江图书馆古籍部所藏《重订南社姓氏录》一册,可以为此佐证。1912年2月11日,李叔同由朱少屏引荐加入了以民主革命启蒙思想宣传家、文学家为中坚,由爱国知识分子组成,以推翻满清统治、振起国魂、弘扬国粹为主旨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化社团——南社,入社书号211。按照《南社条例》规则,南社春秋两季各举雅集一次,主任每岁一选举,秋季雅集前一月由书记部分发选票於全体社友,社友接票后即照式填寄,俟雅集之日检视票额,以多数者当眩1916年9月24日,南社在上海愚园举行第15次雅集并改选南社主任,而这一年9月24日之雅集恰值周日休假,李叔同由杭州返沪与日本夫人团聚,而当时刚从浙一师毕业的吴梦非,经李叔同推荐正在杨白民的城东女女学任教职,李叔同便带上他的旧日学生吴梦非一起参加了此次雅集,并介绍吴梦非加入了南社(图22)。出席此次雅集的社友有李叔同、吴梦非、柳亚子、叶楚伧、姚石子、姚锡钧、朱少屏、张传琨、邵力子、钱厚贻、张一鸣等共34人,由于会前已将选票发至诸社友,故对收到之306张社友选票进行清点后,柳亚子以196票再次当选南社主任。考虑到会员迅速增加,且许多社友之联系地址多有变动,会上决定重新编印社员通讯录,柳亚子便请参会的李叔同就通讯录重行设计装帧,李叔同继1912年5月为第三次修订《南社通讯录》题字并设计图案之后,此次再度受命,欣然应允,遂将原来通讯录的洋式装订改成中式装帧,并选用蓝色封面,手工划黑色题签竖框,并以楷书题签:“重订南社姓氏录”,署名“黄昏老人题”;翻过来的扉页上,也是李叔同手笔,划作四行八格,以魏碑体书写横额“重订南社姓氏录”,落款“息翁”(图23),在形式上与南社以前编辑的三本通讯录和一本姓氏录都有不同。既为南社社友姓氏录,李叔同之相关信息必录其中,且此通讯录由李叔同亲自担纲设计装帧,其本人信息必定准确实时。该姓氏录共分上下两编,上编收入了已收到入社书者,并以入社书年月先后为次序,自陈巢南起,至杨仲裪止,计750人,其中已故40人;下编收入了未收到入社书者,并以介绍先后为次序,自俞廷材起,至张遵午止,计75人,其中已故6人;共计编入社员825人,编辑时间为1916年十一月。李叔同的通讯信息被编排在第10页上,通讯栏内并列着两项信息,一是上海的地址“上海沈家湾海能路太安里廿号”,二是杭州的校址“杭州师范学校”(图24);对照前面《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原名南洋公学二十周年纪念》册中所录通信处:“上海海宁路太安里廿号”,此处地址记载更为详细。不同的是,太安里廿号前的路名有不一样表述。
  沈家湾、海能路、海宁路、太安里,四个关键词。搜寻了众多老上海资料和旧地图,最后在虹口区老里坊弄名资料中找到了位于现在海南路82弄的太安里。据此线索,再查阅诸种史志,悉知海南路即清光绪时的海能路,又通过民国早期地图查到了位于海能路右侧的沈家湾,再按图索骥,在海能路南端附近找到了海宁路(图25)。有了头绪,便坐上了去上海的动车,开始太安里的实地调研。在上海虹桥火车站乘地铁10号线,经过17站,约1小时,在四川北路站下车,沿四川北路再向北不远,即是东西向的衡水路,在吴淞路与衡水路交叉口的申贝大厦北门西侧的衡水路上终于找到了太安里。而与太安里仅一路相隔的便是四川北路绿地公园,公园在衡水路北侧,中共“四大”纪念馆坐落其中;路南是太安里建筑群中最北面的一幢沿街建筑,整幢建筑的墙面以灰色清水砖为主,间以红砖相砌,硬山两坡顶的两层楼,甚是雅致。在建筑西端的尽头,筑有过街门楼,门楼上方书三个楷体大字“太安里”(图26、图27)。按着当下太安里的地理位置,笔者比对民国早期的老地图,太安里所处位置应该是坐落在旧时海宁路之北侧,靠近当时的靶子路(即现在的武进路),即东西向的靶子路与南北向的海能路相交之临近区域。从老地图上看,太安里南面不远便是中国第一家电影院——虹口活动影戏院,该影院创建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创建者是西班牙商人安•雷玛斯。最初是一座在溜冰场上用铁皮塔建起来的仅能容250人的简易房子,俗称“铁房子”,同年12月22日对外营业,首映电影是西片《龙巢》;1913年,虹口活动影戏园由日本人接办,更名为“东京活动影戏院”;1915年,又改名“虹口活动影戏院”。1919年,再改“虹口大戏院”之名,1988年因海宁路拓宽被全部拆除,2006年虹口区人民政府公布虹口大戏院遗址为虹口区历史遗址纪念地,现有纪念石碑竖于遗址,嗜戏的李叔同,当时抑或也曾出入戏院其间;太安里的西面则离1908年建成的沪宁线上海火车站——老北站相距甚近。1916年12月,沪宁铁路和沪杭铁路接轨,老北站又成为两线的总站,自此在北站不仅能去南京,且也能直接去杭州,而不必再到火车南站上车了,这给当时正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两地兼职的李叔同之出行杭沪宁,无疑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或许这也是促成他迁新居于太安里的动因之一吧。而现在的上海地图早已没有了海能路和靶子路,太安里也已编属了海南路,路牌编号为海南路82弄(图28)。在上海,与海南相关的路有两条,一条是海口路,在福州路以南,与浙江中路湖北路的交汇口,不长,只一小段;另一条就是海南路了,南北向,与四川北路相近,邻其东。沿着四川北路,现有两座公园,一座是鲁迅公园,位于四川北路甜爱支路,即始建于1896年,1905年建成开放的“新靶子场公园”,也就是1922年的虹口公园,1988年改为鲁迅公园现名,占地面积28万平方米;另一座就是与太安里仅一路之隔的四川北路公园,占地4万多平米,西起四川北路,东至东宝兴路,南接衡水路,北临邢家桥路, 是一座开放式绿地公园。在公园的中央是中共“四大”纪念馆,金色的馆名是江泽民的题字。中共“四大”历史原址其实并不在此,而是在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后于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毁于战火,2006年,虹口区人民政府在多伦路215号建立了186平方米的中共“四大”史料陈列馆,而现在的四川北路1468号中共“四大”纪念馆,已是二易其地,是2011年重新建设的新馆。从纪念馆往南,出绿地,过衡水路,便是太安里。
  与四川北路上的熙熙攘攘相比,太安里要清静许多。从弄口一幢房子的墙上挂着“海南路97号地块旧城区改建房屋征收办公室”的牌子,和挨家挨户墙上被涂写的一个个大红拆字上不难看出,太安里已被纳入整体拆迁范围,居民也已大都迁出,偶尔有几户还没搬走的人家,在破败的屋子里进进出出,空气中弥散着一丝静寞的悄怆(图29)。
  穿过太安里的过街楼,一一数来,沿着衡水路由北向南延伸,太安里共有三幢形制相同的建筑,依次坐北朝南并排着。从墙上钉的路牌来看,整个太安里三幢二层式建筑共有居民21户,统编为海南路82弄,每幢七户连排,每户路牌编号取奇数,分别是海南路82弄3-45号,其中最南面的第一幢七户分别是82弄3号、5号、7号、9号、11号、15号、17号;第二幢是19号、21号、23号、25号、27号、29号、31号;最北面的第三幢是33号、35号、37号、39号、41号、43号、45号,不知何故户号跳空了1号,而11号和15号之间也跳空了13号,“13”或因数字忌讳而空缺,那“1”号为何空缺?不得而知。且现有奇数号之排法,与李叔同时期出现的廿号有偶数之编号法有所不同,故1917年太安里各户如何之编号排列不得而知。因为整个太安里共有21户,我们或可设想,若要出现廿号,要么以自然数顺序排,要么以偶数顺序排,而若以偶数编排的话,则无论从南幢排起,还是从北幢排起,廿号都应该在居中的第二幢;而若以自然数次序递进编排的话,廿号或在南面的第一幢,又或在北面第三幢。为了解房屋的结构,在太安里寻了一间半掩着门的残屋,试着进去看看,刚推开歪斜着倒了半边的门,对面不远便传来断断续续的犬吠声,有一老人探出身来张望了下,目光中流露着一个个问号,遂又关上了门,太安里便恢复了它原有的宁静。院子里的墙垣已塌了半截,从结构上看,建筑属前院后屋的形制,整幢建筑七户人家连排着,每户独门独院,院子不大,十多平米,围墙高约三米多,围合成封闭式空间,外户为石框板门结构,石框上刻有浅雕素花图案,朴素简练,应该是当时的原始构件,而板门已无户枢,应非原物,想必是门庭易主,几经改造,木作屡有更换了。过了院子,是两层楼的建筑,传统的硬山顶,外墙以灰色的清水砌砖为主,稍以红砖间砌,成条状装饰,倒也很是雅致。建筑进深为前后两间,楼下南间常作客厅,北间多为厨房,北墙开有后门与外相通;二楼多作卧室和书房,北间辟有格窗四扇,亦甚通亮。最北面一幢因尚未动拆,保存相对完好;而最南面的那幢,有好几户的屋架已被拆去,满地砖瓦狼藉,摇摇欲坠的板门歪斜着,唯有围墙和石门框还固执地坚守着,抑或在与命运作着最后的抗争(图30)。
  与太安里紧邻着,并与之一弄相隔的是海南路81弄16号,这是一幢显眼的黄墙红瓦建筑——慈航仙观,应该是一座道观,也是民国旧建吧。进去一看,虽然黄色建筑外依旧写着慈航仙观四字,但已不是道观了,而是一个体户开设的素心堂图文制作公司,名为图文制作,实际上做的是古旧字画复制。老板姓章,一番聊谈问询,才知此道观系民国23年,广东籍全真教道士陈白若来沪,看到上海广东商人较多,又多信奉黄大仙,遂集资1.8万元向申达公司购屋改建而成,民国24年对外开放。该观占地430平方米,建筑面积870平方米,是五开间的三层楼楼房。“八•一三”淞沪会战役时,该观曾迁往宁波路顾家弄,与中国济生会同址,抗日战争胜利后又迁回原址。据说原道观门前曾置有石狮1对,内有花园,大殿中供奉着黄大仙,两旁祀奉十八罗汉,二、三楼为客房和宿舍。1956年,由于香火衰落,二、三楼房屋出租改作民屋,楼下仍作庙堂。
  1958年,大殿租给里弄加工组,神像和道具均移存上海道教协会白云观,宗教活动自此停止。章先生听说笔者此行系调研李叔同旧宅居址,遂生兴致,并从内间工作室取出许多复制的字画,一一介绍分享,其中就有一幅弘一大师的对联“素壁淡描三世佛,瓦瓶香浸一枝梅”(图31)。当聊起太安里的情况,章先生侃侃而谈,指着旁边即将拆除的建筑大呼可惜,并拿出他收藏的该地段民国老地图比划起来。原来民国时期,紧邻太安里东侧的是宋子文任董事长的淮南矿路公司,即现在的吴淞路669号申贝大厦;太安里南面一墙之隔的园子解放前则是国民党海军司令部和空军司令部所属机构,多为西式建筑,现在是海南路80号解放军的部队用房,各式建筑依旧保存得非常完好,并修葺得甚是气派,外人一般不让进,据说是内部会所和其他机构之类(图32 )。章先生收藏的老地图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太安里区域的详细住宅分布图,虽然与李叔同居住的时间相去了二十载,但太安里的这三幢建筑却依旧清晰地描画标注着,且所署住户路牌号与笔者现在所见相同无异。南面为第一幢,编号为奇数3、5、7、9、11、15、17,同样缺1号和13号;第二幢为奇数19-31号;最北面的是第三幢,编号为奇数33-45号,可见现在之编号继续沿用着七十年前的旧编法,从图上还可以看到,太安里的位置就在海南路一端,并在海南路旁加用括号注明海能路,而海能路南边不远就是海宁路。由此可知“海宁路太安里廿号”与“沈家湾海能路太安里廿号”应为同一处(图33)。而我们若仔细阅读丰子恺于1926年八月四日在桐乡石门写的回忆文章《法味》,从中也可以发现李先生对于海宁路环境熟识的一些细节描述:“步行到海宁路附近,弘一师要分途独归,我们要送他回到灵山寺,他坚辞说‘路我认识的,很熟,你们一定回去好了’”,可见,海宁路,对于李叔同是熟悉的很。
  明确了太安里的位置并找到了太安里老宅后,我们就《重订南社通讯录》中通讯录编辑时间“1916年十一月”这个节点,再作深入分析,进而会产生一个疑问,在本文第八章中引述李鸿梁回忆,其曾于1917年春去上海李叔同的家看望断食后的老师,所述居址是“海伦路”,而且说那个地方他以前去过好几次。这显然与李叔同在《南洋公学二十周年纪念册》和《重订南社通讯录》中提供的1916年秋及1917年夏所住之居址“海能路太安里”相矛盾。而海能路太安里出自李叔同自编之通讯录,其真实度毋容置疑;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去质疑李鸿梁的“海伦路”之说的准确性了。当然,我们确信李鸿梁曾去过李叔同上海的家好几次,这是他的亲身经历,不会有误。但李鸿梁的回忆文章《我的老师弘一法师李叔同》,撰写时间已是1962年8月,45年前的旧事前尘回忆过往难免在时间上会出现误差,就象李鸿梁在回忆老师践行断食之时间上所出的差错一样,他将李叔同1916年底至1917年初的断食,误记为1916年夏。所以,我们不妨作这样两种推测:一、李鸿梁回忆时,在地名上出了差错。误将当初的“海能路”记录为解放后的“海伦路”了,那样的话,也就没有了本文第八章的“海伦路”之说;二、李鸿梁回忆时,错把1917年春去海能路太安里看望断食后的李叔同与前面几次去海伦路看望李老师在地点上混淆了,把两处不同的居宅混为了一谈,以至于出现李叔同在海伦路与海能路太安里两处寓所居住时间上的重叠。如此种种,皆笔者一面之词,且作抛砖引玉,留待方家教正续考。
  道别太安里时,已近黄昏,脚步有点犹豫。回望被高楼包围中的太安里,在斜阳余辉的衬托下,整个太安里显得那么地无奈,但又充满着凄美的张力;在寂静中仿佛听到一种苍老的声音,似乎在咏叹着它的前世今生;我不知道这余音还能缭绕多长,相信过不了多久,太安里将带着它的昨天和今天会永远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今天的道别也许看不到下一次的再见了,或许这就是所谓的世事无常吧。但愿今日的寻踪能为明天留下些许记忆的痕迹,即使是零碎的、抽象的。转身间耳畔萦绕起李叔同的声音,不绝于耳,“纷纷纷纷纷纷,唯落花委地无言兮,化作泥尘。寂寂寂寂寂寂,何春光长逝不归兮,永绝消息。”过去的终将过去,问你、问他、问自己,我们还能为明天留下一些什么样的昨日记忆?
  
  
  
  参考文献:
  《弘一大师全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
  《虹口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2月出版
  《闸北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
  《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11月出版
  《上海通志》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联合出版,2005年4月出版
  《贞社题名》黄宾虹自订本
  《傅雷文集(书信卷)》傅雷著 傅敏编 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
  《蔡元培日记》王世儒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
  《重订南社姓氏录》1916年11月,南社,自印本
  《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原名南洋公学二十周纪念》1917年,自印本-
  
  --摘自:《莲馆弘谭》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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